中美贸易战的无为与有为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将是持久性的、慢性的贸易战,目前刚刚开始,双方增加的关税不算很高。但未来可能继续提高关税,使得企业难以进入美国市场。对于贸易战,建议:

一、实行“四不”战略

1.不要让贸易战转化为中美争霸之战

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最终是要拉开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差距,占领未来制高点;关税、逆差都是美国制裁竞争对手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是贸易战的目的,真正的贸易战是禁止和限制产品进入,禁止投资进入。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比较大,不必要用奉陪到底、把对方作为敌人的心态来进行应对。即使美国把我国作为“敌人”“战略竞争对手”,也要清晰,这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之战,而是你多我少的利益之争,要防止美国将过去的美苏争霸转化为中美争霸之战。

2.不要用汇率贬值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提高

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贬值以后,引起了市场恐慌,也带来外汇储备减少,增加了央行进行市场干预的压力。2017年一季度以后,人民币升值,央行的干预压力减小,市场恐慌情绪消失。贸易战以来的汇率升值,不仅带来境外贬值预期,也对股市带来压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保持汇率的稳定,更有利于市场预期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况且,汇率持续贬值,会带来通货膨胀,利率高企,企业成本加大,延缓企业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汇率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会同等幅度降低以美元表示的企业资产、国家金融资产和国家资产的价值,削弱国家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一直试图把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家,特朗普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正好给了美国借口,并因此更大幅度提高关税。而保持汇率稳定,甚至一定幅度的升值,可以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3.不要用解决逆差的办法来解决顺差

美国提高关税的实质是招商引资战,颠覆性思路的招商引资政策战。制度的公开透明(找制度不找关系)、确定可控的成本、国内降低所得税、高调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关税等,实际就是吸引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建立工厂。就是增加进口成本或迫使竞争国家降低关税,扩大美国出口。要求盟友增加费用开支等,是减轻美国经济负担,保障美国经济的稳定、创新、增长活力。

贸易战打击全球价值链,这个价值链不是国家之间的,而是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的布局在哪里,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成本、价格和利润以及配套、便利等条件,随时调整。因此,关税的实质是吸引跨国公司调整国别投资布局,鼓励企业到美国去设立工厂。加征关税的政策出台后,给予美国企业豁免期,这是给予跨国公司撤资时间,无损失撤资。

美国现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从解决贸易逆差来考虑的,我国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如果简单跟随美国提高关税,可能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进了美国的战略圈套。用解决贸易逆差的办法解决贸易顺差,这是南辕北辙。

4.不要用传统的投资信贷刺激来解决贸易战的压力

贸易战必然带来经济下行压力,为保障经济的稳定,人们很容易期望政策宽松,期望投资和信贷扩张,投资扩张就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扩张就是增加市场资金供给。观察中国的投资资金效率和信贷投放效率已经很低,继续扩张投资和信贷,只能使得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再延后。没有市场压力,就不会有技术创新。要保持一定的市场压力,把稳就业作为第一任务,而不是保增长。中国服务业的就业潜力巨大,医院、教育以及家政等服务业,具有很大的潜力,问题在于要有控制通过金融手段暴富和推高房价的机制,使得人们安心实业和就业,而不是人人都想暴富。投资和信贷扩张恰恰不利于人们安心实业。

二、应对贸易战首先要从金融制度和政策上入手

贸易战有一个时间过程,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贸易战首先影响的是预期和金融市场,影响的是股市、债市、汇率市场,并因此影响企业的偿还能力。股市价格持续性下跌乃至暴跌、债券价格暴跌而利率上升,汇率贬值会形成相互循环,使企业资金紧张,抵押的股票跌破平仓线,带来企业清偿困难;债券价格暴跌和利率上升,会使企业资金成本提高,风险增加,实体经济的链条断裂;汇率贬值会带来国内价格、利润的结构性巨大调整,不利于市场稳定。在去产能、去杠杆及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贸易战会加剧市场恐惧,这在我国4月以来的股市、汇市、债市和企业资金链条上反映的问题已经很突出。因此,应对贸易战,首先要解决好金融问题。

1.稳定股市预期

贸易战,打的是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而预期的基础一方面是宏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是对市场制度。2015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次股灾,根本问题在于缺乏严厉有效的退市制度,企业数据造假、行为造假的惩罚力度不足,对信息不公开和缺乏诚信没有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很快。股市要培养真正有前途、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产业,而非简单地为企业提供融资,股市不能成为企业圈钱的场地。贸易战中,美国股市为什么没有受到很大冲击?就在于股市上留下的都是精华企业。股票发行制度要改革,上市企业必须在国内、国际技术领先,管理制度领先,信用承诺真实。发行上市要审查企业的技术、管理、信用和经济、经营状况,要深入企业内部,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分红,否则定价就要改变。没有利润分红的拿原始股分红。

2.保持汇率稳定和升值

贸易战下,汇率问题涉及国家金融安全,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止汇率持续或大幅度贬值。首先可以宣布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DR本身是金融游戏,它类似我国计划体制下的食堂饭票,食堂饭票具有一定的免费和支付功能,但食堂饭票不能超越人民币、替代人民币。指望SDR成为超主权货币,或者指望以SDR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那是缘木求鱼,是国际玩笑。人民币加入SDR,汇率的干预和窗口指导权就丢失了,得不偿失。事实上,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不仅没有提高地位、扩大国际使用,反而因为贬值而缩减了市场份额。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靠汇率的升值和国家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及其增长地位来确定的,是靠构建国际支付结算体系来确定的,不靠SDR。

保持汇率稳定应该取消离岸人民币业务和市场。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本身应该趋向统一的资金价格和汇率价格,人为分割市场,制造离岸和在岸两种市场、两种价格,其实是为套利资本服务,在市场波动幅度比较大,或者出现趋势性贬值时,很容易引起资本外逃。因此,国内要取消离岸业务试点,国际上,也不给离岸汇率交易提供清算交易机制,甚至学习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闭离岸金融市场。

为保障正常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应允许境外机构(主要是银行和具有外贸外资业务的企业)在境内直接开设人民币账户,享受人民币的待遇(可以限定范围),流出去的人民币资金利率就不会很低,也不会有套利机构到境外发行什么人民币债券。人民币汇率升值,进口能力和国家、企业资产实力都会大大提高,既扩大进口,又让外资对中国经济更加有信心。

3.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的问题不是减税问题,也不是扩大开支增加赤字问题。对于企业竞争和市场公平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税收减免和优惠以及各种补贴和各种专项资助的规则不细致,减免税和补贴资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获得减免优惠和补贴的企业缺乏检查、监督、验收,这带来企业竞争不公平,定价竞争力不公平,乃至到国际上定价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这些减免、优惠和补贴,带来产能过剩,削价竞争,企业缺乏利润积累和创新动力,而过剩产能的出清又依赖财政出资解决问题。

改革财政制度,最根本的在于建立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经济发展的评估、检查、监督和处罚机制,对减免优惠税、补贴和专项资助,要制定详细的不具有过多自由裁量权的操作标准,时间进程安排,企业做出承诺,没有达到要求的,验收不合格的,要补交税收或退还不扼。虚假申请的,要予以2倍-3倍金额的处罚。要让企业知道,财政的钱不是随便用的。补贴和减免、优惠税收,要建立制度:一是逐步退出机制,补贴金额只补贴到市场盈亏平衡点,每年的平衡点要调整。二是税收优惠和减免、产品补贴,最长不超过7七年,而且逐渐递减,最后取消。三是要改变减免税、优惠和补贴、资助机制,可以考虑将减免税、优惠税和补贴、资助等作为基金进行股权投资、研发投资,成为企业的股权,而且进行业绩考核,从而真正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一旦上市,这些资金退出。这也可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财政资金支出的浪费。产能过剩和削价竞争就会大大减少,补贴机制正常化,就不会出现骗取优惠减免税和补贴的情况。

三、推进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机制改革

大国之间发生贸易战表明,目前的国际贸易体制和机制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际贸易需求,必须进行改革。我们不主动提出改革,发达国家也会提出改革,甚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要求中国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好于被动。

1.修改和完善WTO机制

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竞争优势不同,仅仅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标准区分远远不够。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进行成员国贸易和投资多等级的分类。分类根据贸易规模、逆差和顺差情况、税率和体制等情况决定,让各个国家自己选择。即将发达国家分为I类和II类,发展中国家分为III类、IV类和V类国家。

二是实行差异化的贸易投资规则。不同的等级,适用不同的贸易规则和对等条件、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而且要相互评估、检验和认定行为。不同类别具有自由选择权和进出自由权,也可以实行投票制度决定进出制度。同类别国家之间实行对等开放原则,即同样商品,同样的税率、同样的非关税壁垒、检验、认证通关标准等。如果税率、市场准入规则不同,则实行配额和其他市场开放替代或者补偿。

三是对跨类别开放实行门槛或者过渡条件。每类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开放规则相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跨类的市场开放只适合双边之间,自愿接受上一个类别的,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不同类别之间的开放也只适合双边,自愿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类协议,一般采取“双边+”的形式,即两边之间的协议,自愿对第三方开放,开放具体内容相互谈判。总体要求是在贸易大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自愿接受一定规模和幅度的逆差和顺差波动。

四是允许区域内设立新的贸易投资机制。但必须是在WTO制度下,即适用WTO规则地方,必须适用成员国。超越WTO规则的,其他成员不能享受,必须谈判加入。比如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加入必须征得双方同意。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制度和规则。区分类别在于解决各国自身的难题,使之有一个过渡时间和适应时间。

五是设定过渡期限。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原则上五年左右进行指标要求调整,十年内完成对上一个类别的市场开放。当然,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指标要求的,可以申请不升级类别。

2.完善贸易和投资谈判、监督机制

首先是关税税率设置总体一致和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和税率降低期限,使用零关税税率比例趋势目录,确立非关税壁垒的目录和期限。其次是设立不同类别的税率和零税目比例。同类别国家,税率和零关税税目的比例大体一致,略有浮动。对于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知识产权等各类问题,同类成员可以谈判,逐项推进,不一定实行一篮子项目。第三是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实现相同的规则和标准。比如汽车,根据类别实行同等关税税率,不同类别国家间可以有3个-5个百分点范围内的浮动。对于双方税率差异大的同一产品,可以相互不开放。就是说,对等原则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通关标准的认同,即一方检验、检疫、认证等通过,另一方即通过,前提是双方有合作机制、有共同监管乃至数据共享或联网机制。这种方法可以逐渐扩大领域。投资市场开放,也必须进行国家分类,不同类别待遇不同,对等的原则不同,双边可以相互去认同。第四,建议WTO设立重大问题标准认定机制和国际产能协调制度机制。WTO应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环境治理等确立标准区间,设立最高和最低标准,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适用,以便利选择。同时统计监督全球行业产能发展和出口影响情况,对引起贸易摩擦过剩产能的处置提出规范制度和处置细则,要求具有某种优势产能的国家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进行产能或出口配额限制,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最后,建议WTO设立监督和强制退出机制。WTO应设立调查、评估机构,对成员国执行WTO规则的真实情况,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接受投诉,对公开、透明、承诺等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在制度上允许采取惩罚性措施和政策,对连续三年评估未达到等级标准的,下退等级,下退等级以后,依然未真实履行的,存在种种非关税壁垒、行政壁垒、行为壁垒的,经过投票,同等级成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就强制退出同类成员国。这样可以真正让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规则下进行国际贸易。

四、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出资以及货币结算和清算体系改革

国际金融机构以美元出资也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只有以非美元出资,才能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和依赖。任何主权货币都具有信用,但出了国界相互不信任,而信任第三方货币,但第三方货币并不值得信赖。而且,以美元出资,无法做大业务。2017年世界银行贷款余额182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新业务322亿美元,这与亚洲开发银行预计的每年基础设施建设1.5万亿美元的需求相去甚远。如果这些机构改变资金出资方式,即以本币资金出资,扩大国际机构资本金,让各国都参与进来,就可以改变对美元资金的需求。可以首先在亚投行试点,选择亚投行试点是因为其出资的国家更具有代表性。

1.以本币出资扩大资本金规模

亚投行、金砖银行都是以美元出资的,其总体规模不大。按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模式发展,亚投行、金砖银行贷款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扩大资本金规模,有关国家必须以美元出资,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成员国就不愿意扩大资本金规模。这样看来,亚投行、金砖银行想做大做强不容易。如果将亚投行、金砖银行从美元出资改变为以成员国本币出资,各成员国以5倍规模等值美元本币资金扩大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本金,亚投行、金砖银行资本金规模各从法定或者初定的1000亿美元扩大到等值5000亿美元,甚至5万亿美元,各成员国就不会因为缺乏美元而感到有压力,也可以迅速做大做强亚投行、金砖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可以改变出资方式和资金结构。根据英国《中央银行》杂志的问卷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以本币出资很感兴趣。

2.鼓励企业使用亚投行、金砖银行成员国的本币贷款

为什么商业机构在境内可以实行规模扩大,而中国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规模持续难以扩大?问题在于其资金使用机制。建议亚投行在以本币出资以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贸易融资,也可以用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投资、设备购买等。运用本币资金贷款与成员国商业银行合作,相互开展授信,或当地商业银行参与贷款,或组建银团贷款,监管风险也大大减小。当然,这些项目必须明确,要有政府信用担保,或有本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机构参与进行业务担保,政府对项目的风险承担一定监管责任,政府也可以推荐项目和企业。各国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开放,允许一定额度内的本币资金享受国民待遇。

3.建立成员国本币清算体系

为便利本币出资和结算的便利,应建立成员国间的多币种银行结算体系,以与美元结算体系并存,防范单一美元清算支付结算体系的风险。甚至在区域内、双边之间都可建立起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这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单边主义利用美元交易协调强制买卖的风险。避免和防止与伊朗石油交易被美国制裁的出路之一就是建立新的清算体系。当然,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在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可以相互给予略低于本币出资总规模的市场开放额度,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

五、创新应对贸易战的政策思路

1.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真正落实改革开放的措施,使改革开放从规划、承诺转变为政策、兑现行为。

首先是要确保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制度的公开公正透明。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我们要遵守,不能再有红头文件、秘密文件去给企业补贴或者政策支持。如果要有,对外资和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要把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翻译为英文,这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政策法规的出台要有公示、听证、适应期,避免和防止出现今天出政策,明天就执行的情况;要做到让外资进入中国以后,找制度、找法律法规以及办事程序、服务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

其次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首先在于对侵权、窃取等进行刑事定罪,而不是行政处罚。而且对于知识产权的窃取、侵权的处罚和赔偿,要达到应有的价值,使其不敢为,目前的法规处罚太轻,赔偿太少,需求进行修改。要真正保护知识产权,让创新者能够得到保护,使创新有积极性和安全性。

再次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不兑现和不落实要允许起诉,并进行责任追究。不能把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兑现变成审批,甚至不落实、不兑现,也没有监督和责任追究。凡是对外承诺的,就一定要落实,而且通过制度、政策和程序去落实。防止出现政策很好,就是落实兑现不了的情况。

最后,要将对外开放从自由贸易区走向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是国内开放,不是国际要求的相互协定的开放,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才是真正的开放。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上,可以考虑10年内关税税目的85%为零关税,15年后95%,20年后99%;削减非关税壁垒,作出具体承诺。同时,与有关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实行通关便利,即通关标准统一,相互检验检疫认同,海关报关双边联网,对有时间要求的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在企业相互检验认定、承诺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海关认同,予以快速通过。

2.在贸易制度和结构上做文章

中美贸易战表明,我国原有的以压倒性性价比优势进行自由贸易的模式结束了,从美国获得巨大贸易顺差而支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结束了,我们需要新的贸易模式。

一是转贸易品为投资品缩小贸易顺差。将本国的顺差出口产品转化为对逆差国的投资,进行产能合作,在逆差国建立企业、工厂,增加就业,减少进口。如果逆差国不接受,甚至限制顺差国的投资,顺差国则必须将出口转化为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或者投资,通过国别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贸易平衡。

二是寻求顺差原因,发现进口潜力。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如果存在平均关税税率的较大差异,或在优势能力出口品的关税税率存在巨大差异,可通过谈判解决。比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只有2.5%,中国进口汽车为25%,显然汽车关税谈判是解决逆差的一个重要选择。

三是改变贸易和投资的计价货币。解决贸易逆差顺差的最根本途径就是改变贸易以储备货币计价、结算、融资的方法,适当开放市场。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具有货币的功能,为什么出了国界相互就不承认和接受?美国之所以存在巨大逆差,也是因为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太多。在当今清算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本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投资,而不一定是储备货币,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使用主权货币,在特定的额度内开放本币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的国民待遇,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对储备货币国家的出口来创汇,顺差自然减少。

四是强化竞争优势。中国具有美国不具备学不了的竞争优势。如人口多、市场规模大,产业产品配套好,产业链条长,人才充足,交货时间有保障等,中低端产业具有性价比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在这些优势上深入拓展其技术和研发水平,不再搞低价竞争,而是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减少产能过剩行业产品的出口,以环境和技术要求等约束国内产能,确保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

五是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我国产能过剩,出口高速增长,与价格低廉有关,也与地方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政策有关。因此,要适度控制出口规模,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政府要减少乃至取消对一些行业和产品的出口补贴,逐步降低、取消出口退税。凡是单位出口品价格下降的产品,停止补贴,降低出口退税。

3.做好原始创新

原始创新需要从民族特色和历史沉淀的技术中去寻找并进行突破,这种创新国外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侵权诉讼就少。比如中医的药物炮制有各种特殊的方法,这些需要特殊的器械、容器、工具和设备来生产,研发这些技术和设备就是中国独有的。中药配方有很多要求,配方后的各种成分如何检测?这可以在检测和分析仪器中进行原始创新。有些药物的效果突出,成分是什么,如何通过仪器检测和分析出来,这些技术也是中国独有的。中医有望、闻、问、切,这些都是经验,如何把这些转化为技术、设备、仪器,这就是创新,这样就把中国很多传统的中医理论、经验转化为定量化、数据化、可控化、科学化的配方、技术和设备。

不仅是中医,其他很多经验性的东西,手工操作的东西,那些不可言传的经验,都需要善于转化为可测量、控制的现代技术、设备,这方面前景广阔。

(本文首刊于2018年9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作者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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