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经济转型靠什么?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启示:第一,中国比想象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的重要性能被决策者充分认识到的话,金融危机也许就不会发生;第二,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第三,我们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理解经济转型:回归亚当·斯密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转型,转型的方向包括:第一,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国内、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地区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平衡的增长;第三,从投资驱动、低成本优势的增长,变为创新驱动、高附加值的增长;第四,从新企业不断进入、数量扩张的增长,到现有企业兼并重组、规模扩张的增长。

理解这些转变,需要一点理论基础,也就是200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财富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又依赖于市场规模。一个巨大的市场,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财富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与自身的优势,特别是与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中西部正在崛起

然而,现在看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利用比较充分,但对国内市场开发不够,两个市场很不平衡。举个例子,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7.5%,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且,中国是一个城市化落后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占到GDP比重如此之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过去30年,我们的出口增长平均是GDP增长的1.5倍,这种情况估计很难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大。就GDP来讲,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例如,广东在世界上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规模大于印尼、挪威;河北的经济规模已经大于香港;北京、辽宁的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人口对市场规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衣、食、住、行、学习、娱乐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足疗在中国都是非常大的行业,还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在过去的印象中,国际私募基金、风险资本来中国,似乎都投资于高新产业,但现在好多资本都在寻找传统产业。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产业在中国仍然有很好的前景。未来30年,如果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会增加13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增加13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由此产生的需求是巨大的,并不都是高科技的。中国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的区域增长模式正在转变。举例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前四个省份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二个10年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三个10年变成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到2008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最重要的是土地价格的优势——因为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有利。

中国人口多,但人多并不意味着形成市场,一定要把人口连起来,才能形成市场。交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的交通运输比较落后,但过去20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修建,为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太高,比如我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经常堵在收费口上,这就是一种交易成本。中国开发国内市场,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投资增长不可持续,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理论建立的。它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依据这个公式,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让那驾跑。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比如说,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从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可以创造GDP。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恶果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投资率去年达到67%,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人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现在的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政府不追加投资,经济增长马上掉下来;如果继续增加投资,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过两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个村都通高铁吧?未来中国经济如果出现大的滑坡,一定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

再看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新出生2500多万个婴儿,2008年只生了1500多万,减少了1000万;1990年,每100个就业人口有8.5个新就业者,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在结构上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从总量上看,正面临劳动力逐步短缺的局面。

由于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非洲,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家里都是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去坐飞机,看到空姐都很年轻漂亮,到饭馆都有两排年轻漂亮的女生为你服务,这种景象10年、20年后可能就不存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步消失,迫使我们进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开发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

如果我们很好地开发国内市场,中国的创新潜力是巨大的。但要注意,开发市场跟扩大内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扩大内需靠货币政策,是政府的功能,是周小川的事;而开发市场靠企业家创新,是马云、王石、柳传志的事。

举例来说,经济不景气,电脑卖不出去了,扩大内需是由政府补贴或增加货币量,刺激大家多买电脑,原来一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三台。而开发市场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新产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就像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那样。房地产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生产出大家喜欢、有能力购买的房子,而不是通过增加贷款促使大家买房子。这两个思路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思路是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扩大内需,一些转型就没法进行。比如创新,假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你为什么要创新呢?中国经济转型能不能完成,关键在企业家。如果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要求政府发更多的票子,经济转型就很难实现;如果企业家都致力于开拓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会有很好的前景。

如何突破障碍?改革不能“空转”下去

如上所说,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但也面临很多体制障碍。

第一,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太大,占到GDP的35%以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国有经济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可以把国内市场开发出来。由于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GDP增长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这是我们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的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收入,开发国内市场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

第二,我们的产权保护制度依然不完善,好多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的政府权力太强大,对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当人们的财富超过一定程度以后,都想着办绿卡,移民到国外,很少定下心来,拿出真正的精力去搞创新,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这样一来,企业家开发市场的作用便不能很好地发挥。

还有,我们的汇率严重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人民币估值偏低,会导致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这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扭曲。有人提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冲销汇率,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就不需要升值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还不如让人民币汇率回到合理的价位。

总之,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保持精英治理,把精英治理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大家去讨论它,以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和探索。但是很遗憾,现在只有少数人在呐喊,而没有纳入政府的议程,没有人去讨论我们怎么向前走,所以政治改革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往往是做得多,说得少;现在是说得多,做得少。谈改革很多,真正的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叫“空转”,只踩油门不挂挡,听起来轰轰烈烈,但是不往前走。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本文由作者在2010年第9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曾收入《通往市场之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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