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随着疫情逐步缓解，经济恢复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Q1季度环比下降6.8%，是近40年来首次下滑。
据悉，为了刺激经济的复苏，拉动内需，全国将陆续发放190亿消费券。尽管热度很高，但是消费券能否起到作用，引发报复性消费，仍然存疑。
消费券的前世今生
3月13日，发改委等23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发放消费券，作为放大乘数效应、刺激经济的政策工具，被多个省区市陆续采用，以激活本地消费市场。
同日，南京宣布联合支付宝发放消费券，成为今年第一个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南京发放的消费券总额度3.18亿元，主要包括餐饮、体育、图书、乡村旅游、信息、困难群众、工会会员等7大类消费券。消费券面值根据不同类型按每份100元或50元设定。
3月15日至22日期间，南京市民可以通过APP“我的南京”进行线上登记和摇号。领取成功后可在上述场景通过支付宝付款时进行核销。
武汉作为这次疫情的中心，消费券的发放也同样引人注意。从4月19日到7月31日，武汉市政府将陆续向全体在汉人员投放5亿消费券，主要采用抢券和定向模式投放。
据了解，武汉此次发放消费券包含餐饮消费券、商场消费券、超市消费券和文旅消费券。此外，面向低保、特困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设置约1800万的专用消费券，实行定制发布。
消费券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就曾通过发放食品券的方式资助经济萧条中受影响的低收入人群，后来食品券的发放得以立法，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在1999年，日本也曾发放地区振兴券，用以短时间内刺激地方消费。
中国第一次消费券是在2008年，由成都率先发券，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在那一年，杭州是消费券发放最多的城市，达到8亿元，其中给困难户每户发放200元消费券，中小学生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
与2008年那次相比，这次消费券的发放更自上而下，规模也相对更广。在具体落实到基层的时候，不少地方政府都选择了和支付宝、微信以及美团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合作。比如广西、南京、杭州等多地政府通过支付宝发放消费券，而嘉兴、深圳罗湖等地则选择了微信小程序。
而且本次发放的是电子消费券，而非过去的纸质消费券。杭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铮说，其实从2月复工第一天，杭州市商务局就已经开始考虑消费券发放刺激消费。“我们从酝酿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考虑发放现金或者纸质券。”
相比当年的纸质消费券，电子消费券更“公平可追溯”，每个领券人在支付宝等APP上都有实名认证，而商家端也可追溯，凭借移动支付平台的风控能力，最大限度保证消费券的不被刷单使用。
“如果还停留在当年发纸质消费券时代，就无法像今天这样，随时调整单次消费券的面值、总量甚至变动发放时间等。”朱铮介绍，杭州消费券第一轮发放以后，工作组人员就走进市场跟市民了解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尝试使用自己的APP，比如南京就曾在自己的APP上发布相关消息，不过效果并不好。一线消费券从业人士赵实解释，“之所以选择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是因为各地政府没有消费券的分发能力，消费券要起到作用的第一步就是能够发到消费者手里。”
为什么会发消费券？
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其中，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450亿元，下降15.8%。
不少经济学提出，这次疫情导致的经济影响远超2008年，逼近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主义复活了。
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使国民收入增加，导致总需求成倍扩大，从而促进企业再生产，带动就业和消费，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具体来说有两点措施，截至3月10日，全国有25个城市先后公布未来5~10年投资计划，总额达50万亿；再就是全国各地相继发放190亿元消费券。
与2009年不同，10年后的今天，对GDP影响的三匹马车投资、消费以及出口力量对比已经完全不同。投资由于资本回报低和高杠杆问题显得越来越无效，出口更是因为海外疫情爆发直接给出口按下了暂停键。
数据表明，2017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46.89%，增长态势明显，而发达国家这一数据是70%。毋庸置疑，消费对GDP影响越来越大了。
“毫无疑问，在2009年的时候，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投资显然比消费更能够拉动经济，这才有了后来4万亿救市的政策。在而今，看电影、旅游、餐饮都更加普遍了，消费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无疑已经超过投资的影响了。”苏宁金融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表示。
在发放对象的选择上，黄大智介绍，不同地方不一样，如果是旅游发达的地区，可能会更加倾斜文旅方面的优惠券。不过各地消费券共同特点是，对于餐饮都非常重视，其比例超过30%。原因很简单，一是餐饮适用面较广，受众普及；二是餐饮供应链长，弹性大，商家如果收益，能够影响中间的供应链、农产品基地等。
相对于国内的消费券，国外的方式更实在，直接撒钱。美国向中低收入人群每人发放1200美元；加拿大公布了1070亿加元的救助计划，向失业人员每人每月发放2000加元，相当于1万多人民币，可连续领4个月；而英国直接给因疫情影响无法工作的人，补贴其工资的80%。
在谈到中国为什么不直接发钱，而不是发券的问题上，浙江工商大学工商学教授赵浩星认为，“美国本身就有消费的传统，拿到钱之后他们会直接去消费。而国内更多则是储蓄，如果直接发钱的话，国内消费者可能会拿来储蓄，无法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在消费券领域创业的赵实则表示，中国之所以发消费券有更深层次原因。
一是体系不成熟，在国外，给民众发钱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段，对于中国来说，盘子太大，无论是统计工作，还是实际发放工作，难度都很大；
二是国情不同，中国人口太多，如果给14亿人每人发放一定数额的钱，会导致短期的通货膨胀，造成食品等必需品物价上涨；
三是，我国人口众多，再多预算分配到每个人头上，都等同于撒水。而消费券有杠杠作用，可以花最少的钱起到最大的作用。据支付宝官方数据，一元的消费券，能够带动8元消费。
遭受各方质疑
“为毛我一分钱都没有领到。”这是不少网友的感慨。
“190亿的消费券，还是数额太小。尽管有杠杆效应，还是形式大于影响，雷声大雨点小。”教育行业从业者李季吐槽道。以武汉的5亿消费券为例，武汉有1200万人常住人口，平均每人只有41.67元，对于经济停摆数月的武汉市民来说有些杯水车薪。
消费券数量不足，并不是抢券难的唯一因素，还有羊毛党在褥国家羊毛。“在整点抢券的，起码有一半是羊毛党，他们通过虚拟定位，用多台手机抢券，或者直接用程序抢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知情人士表示，“这个行业其实非常成熟，很多都是团队作战，他们在过去10多年的互联网公司补贴大战中，早成长起来了。”
除了领券不易外，花券也没有那么简单。想要把领到的消费券花出去，实际金额必须满足消费券面值三倍以上才能核销一张消费券。
“消费券满50减10块，看似省了10块，其实多花了40。”知乎网友杨杨吐槽道。而对于消费券主要在商场发放的方式，她也颇有微词，“消费券不应该是拉动那些不愿意出去消费的人去消费的吗，既然都已经去商场了，肯定是已经有消费的欲望。而对于宅在家的人来说，因为领到一张期限3天的消费券，专门约人出门一趟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外，消费券是有门槛的，不管门槛有多低，都会把最穷的人拦在门外。一线金融从业者李欣解释，“比如哪怕定的标准低到消费10元抵扣5元，仍然会有特别穷的人并不舍得花需要自己出的5元，因为消费券能买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包含穷人的需要。”
对于可以使用消费券的商家来说，销售额固然可以提升，但利润未必能够提升。以杭州为例，在16.8亿元消费券里，政府负责5亿，平台和商家则负责其他部分。而相对于支付宝、美团这样大平台来说，商家显然更没有议价权。
以100元的满减券为例，假设说满100减50，这50元并非都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可能只补贴10块钱，剩下的40元需要商家和互联网平台自行承担，这时候更加弱势的商家会倾向于先涨价，再减免。
“消费券本来就不是真正为商家考虑的。”李欣补充道，“消费券的意义在于提升商家的现金流，推动经济要素的流转，而非仅仅为了提升商家的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大品牌更容易拿到政府的消费券，而对于无法使用消费券的中小商家来说，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他们甚至计划自己出钱去做消费券。
在上海地区拥有30多家分店的某知名中小型连锁餐饮创始人张军就表示，他从未收到政府、平台任何关于消费券方面的通知，身边也没有听说有商家同行使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他透露，公司正在筹划1000万元消费券，限期一年。“消费券的目的主要是提升堂食比例，减少人们对堂食的恐惧感。”
有多年消费券行业创业经验的赵实认为，消费券的商业价值是已经验证过的，无论是线下的商家，还是线上的互联网公司，都曾将其作为促销、拓展的手段。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想用消费券来刺激消费，长期来看效果存疑。
报复性消费的核心，是要有报复性资金，但由于没有大规模复工，C端用户并不一定有钱消费；此外，就是以上所提及的一些功能设计上而导致的门槛。所以目前来看，消费券更重要的功能，是刺激消费者情绪、提振消费信心。
“公众对于疫情的反应，仍然是过度的。这种过度的反应，有利于控制疫情，但对恢复经济，却是负面因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如是说道。
